“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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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注释]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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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借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毋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注释]。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参半耳。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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