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我的故乡,我思,故我在,武汉夜色美如画

资讯 10-23 阅读:168 评论:0

       人,是地球上大脑最发达、情感最复杂的动物。人的大脑神奇无比:它大约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尽管质量只占人体的2%左右,但血液循环量占心脏摊出量的20%左右,氧气消费量占全身的20%左右,葡萄糖的消耗量占到了25%左右。人的大脑,掌控着人体的一切,是宇宙中结构和功能最复杂、最精细、最完美、最奇妙的一种物质和一种高级生命形式;它与物质结构、字宙演化、生命起源三者并列,被认为是国扰当今人类的四大科学之谜。科学家推测:有朝一日,我们搞懂了人的大脑,就能明白人的大脑在人类的思维、情感、理性和爱情等方面的潜力和限制。只有真正搞懂了人的大脑,人类才可以彻底明白自己究竟何以为人。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的大脑,之所以如此神奇,是因为它有能力产生思想。思想,是人脑特有的智能,是高级思维活动,是思索,是探究和发现,是感悟和知觉,是认知。

      人,因思想而存在,因思想而有尊严。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一个的人、颗颗杰出的灵魂和一个个“理性思维的英雄”(黑格尔)凭借理性思想的巨大能量深入人的内在,深入大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甚至深入上帝的内在,不断思索、发现、肯定、否定和认知普遍性、本质和规律的历史进程,其精髓,无疑是思想的进化史。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没有了思想,人和阿狗阿猫相比实在没什么区别。所以,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思想,就是人的本质,是人生命现象的内核。正因为能思想,人才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的其他和其他的切;正因为思想的差异,个人与个人之间才可能存在本质的、非现象的或者说内在的、非外在的“辨识度”或“识别度”。这个人才有可能区别或类似于那个人,才出现了不一样的你、我、他,或志同道合的你们、我们、他们。人与思想之间的这种神奇的生理张力,决定了每个人都与思想共存共亡,每个人都必然拥有思想的权利,而且与生俱来,除了死亡,不能被剥夺。

       自然界的神秘、无限和客观纯粹,养育了无数伟大的思想,或者说,伟大的自然科学思想。人文界不如自然界那么客观纯粹,自古以来,不但人神混杂,而且人妖难辨。所以,迄今为止,尽管古今中外先哲辈出,但人文思想却五花八门,如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繚乱,且不说良莠不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养一方历史,养一方思想。思想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思想,先天不足,注定畸形;思想是宽容的,容不得批判和怀疑的思想,注定愚妄;思想是开放的,他山之石,可以玫玉,自我封闭的思想,注定萎靡;思想是独立的,失去人格的独立,必然丧失思想的独立,为达到某种目的(特别是对权力或资本)有意(刻意)或无意(无知痴愚)地谄媚、吹捧、效忠,或者阿谀奉承、盲目愚崇,都无疑是一种精神的贿赂或思想的自我奴化,注定是灵魂的犯罪或堕落。任何一种思想,无论从哪里来,只要是自由、宽容、开放、独立的,只要恪守人类文明的底线,尊重人的生命、财产、平等和自由,不损害人的尊严,不损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损害人类的和平共存与发展,都可以与人共享,都有理由与其他的思想共存。相反,任何一种思想,再博大精深,再神秘莫测,再自命不凡,如果背离了这个大方向,逆天理而行,也只能是离经叛道的胡思乱想。

       思想是人的本质,思想的本质则是理性,理性是思想的正常状态,或者说,是思想正常的存在方式,是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是理智、是格物致知,是万物与我为一,是阿伦特终身捍卫和倡导的不甘于“平庸之恶”的批判性思考。伟大的理性思想,成就人类的文明和福祉。反之,逆天理而行、离经叛道的胡思乱想,酿造的必然是人类的灾难;换言之,思想也会有“非理性”或“不理性”的时候,也存在假、恶、丑。尤其是在强烈的内在欲望或强大的外界刺激下,难免偏离正常态而“走火入魔”。人,会因为思想所具有的这种负面存在而变得片面、偏执、抑郁、任性、冲动、狂躁、堕落、残暴和失去理智,有时甚至禽兽不如。正是从这个视角和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冀:未来的教育,一切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其最崇高最简洁的宗旨,就在于自幼培养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去辨别“有人是否在胡思乱想”、“有人是否在胡说八道”或者“有人是否在不讲道理”。

       必须在这里提醒的是,此处我所说思想的“非理性”或“不理性”,不等同于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我个人以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或者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以降的西方哲学思想,与其说(貌似)是批判和否定传统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坦诚直面人类精神危机,勇敢潜入(甚至乐此不疲,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现实世界中非理性、非逻辑(或者说偶然、无序、不可知,甚至荒诞)的泥潭,企图超越自古希腊到欧洲近代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填补传统理性主义不足并使之更接地气的一种哲学思想;不如说是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三百年“浮士德精神”的继续延伸和更精致的自我突破;不如说是欧洲的“艺术浮士德”向“哲学浮士德”的时代转换。

       人,因思想而有价值;思想,因人的困惑而催生。人的困惑,永远是思想的猎物,永远是思想最直接的对象或客体。

       人的困惑,不外乎在于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和对自身以外存在的困惑,不外乎存在于人活着所必须去想、必须去做的那些事儿: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学习工作、爱恨情仇、喜乐哀怒、人情世故、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不外乎存在于由上述这些人的基本生存活动所不断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宗教、人伦道德、科学探索和发现、艺术、教育、医疗、自然生态保护等一系列貌似错综复杂晦涩深奥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极简主义来抽象概括,从根本上讲,人的困惑不过就是——人性和欲望的困惑。

       笼统归纳,人类发展史上有六次关于人的伟大发现:第一次人的发现,是发生在古希腊的“智者运动”;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这一运动最好的思想表述,人第一次被重视,走进了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有史以来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第二次人的发现,是在14-16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的存在是通过否定人的独立存在和人性的存在而存在的,经过即对人性和对人的欲望以及对人的内在理性化的认识和发现。这种对人的内在的发现,虽然由来已久,且渐行渐深,但远未嵌入人心,尚未被充分和全面认知,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尼采说过: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努力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镜子中辨认出自己。

        人有自己的天性,这无需逆袭到遥远的人类历史起点,也大可不必像霍布斯、洛克或卢梭那样,去假设某种“自然状态”。人性,迄今为止,如此不尽如人意,如此反复无常,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性,姑且放下东西方思想中由来已久的“性恶论”和“性善论”之争,说白了,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或可能性的存在。就像一个空瓶子,你往里装什么就是什么,借用萨特的话语,无非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类比弗洛伊德“三我”中的“自我”;人性,就像一枚硬币一样,至少有正反两个面,恶的一面和善的一面。这种二元结构可以这样被诠释:人性,既有堕落也有升华的天性;在一定强度的压力或诱惑驱使下,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恶也是有能力铤而走险的,如休谟所言,自私与人性是不可分割的;同样,在一定温度的滋养中,人性不是不可以战胜自我,通过内心的自我审判或升华,散发出爱的气息和善的光芒。尼采说,自由的人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犹如歌徳笔下浮士德所做的坦诚表白:有两个灵魂在我胸中,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浓烈的情欲,以她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想超凡脱俗,高飞到崇高的神圣之地。

       人的欲望,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冲动和渴望,它受享乐原则支配,既是人的原始生理本能,也是动物性在人身上的体现,犹如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时常以一种非理性和无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或行为显现,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且难以自控的对事对物的强烈向往。人性无时无刻不受欲望的驱使,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真或假、苦或乐、爱或恨、悲或乐、喜或愁、美或丑、贪婪或糜洁、文明或野蛮、公正或偏激、希望或失望、战争或和平、特权或平等、自由或奴役、人治或法治、民主或专制……无不根源于欲望的强度和大小,无不根源于对欲望的满足和不满足。佛祖释迦牟尼,于人的灵魂深处,洞察到了人有贪、嗔、痴(三毒);儒家学说中,且不论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荀子着眼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人“生而好利”“生而好色”“生而有耳目之欲”;亚当·斯密,在经济和金钱层面上,揭示了人的贪婪和利己主义本性;弗洛伊德,深入性的王国,发现了“力比多”无处不在的秘密,并把由此产生的欲望归类于“三我”中的“本我”;叔本华和尼采,甚至玩世不恭地断定,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即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和创造本能,意志高于认知和理性;韦伯,以一个社会学家的魄力和淡定,将人的欲望量化为三样东西:金钱、权力和名望;马斯洛,则从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有条理地把人的欲望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需求…

       假如人性是一辆汽车,那么,欲望就是发动机。没有发动机的汽车指定是一堆废铁,正如禁欲主义总是把人性搞得半身不遂一样。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在古代希伯来或古希腊,还是在古印度,不问是欧洲的中世纪,还是东方的皇权社会,禁欲主义无不试图以“灭人欲”来教化和驯服人性,从而宣扬自诩伟大的精神力量和高尚的道德境界。一如叔本华所言:人是利己的,欲望的满足总会受到各种挫折,所以,“世上唯有人的痛苦最深……每一部生命史都是痛苦史……生命整个地根本地就是痛苦”;所以,“人只有在彻底摆脱强烈的欲望冲动时才能获得根本的解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禁欲主义,不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适得其反,被长期压抑和高度浓缩的欲望,犹如星星之火,在阴暗之中集聚起洪荒之力,暗度陈仓,不但扭曲和伤害人性自身,也扭曲和危害社会,直到暗无天日,在非人道的悲鸣声中土崩瓦解。

       承认—事实上也不得不承认—欲望是人性的发动机,并不等于必然承认欲望可以信马由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不等于否认欲望极度膨胀后所产生的破坏力和杀伤力;相反,调节欲望的方向,节制欲望的任性,多一点儿理性和文明,少一点儿野蛮和残暴,这才是承认欲望合法性存在的初衷和终点。一辆汽车,既需要轮子和发动机,当然也需要方向盘和刹车板。

       如果把调节欲望和节制欲望看作是一个欲望不断接受理性监护的过程,那么,自律和他律就是促使欲望变得理性化的两座重要桥梁。

       自律,是自尊、自重和自爱,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纠错和自治,是自我的良心发现和觉悟,是抵制或控制躁动于自己内心的某种异常欲望的一种正能量。在道家那里,就是“无为”;在儒家思想里,就是“慎独”,就是孔子的“仁义、礼”,孟子的“仁、义、礼、智”,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解读,就是“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在佛语里,就是“修为”或“修行”;也可以说就是弗洛伊德“三我”中的“超我”;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纯粹理性”,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律者方得自由。福柯,曾经这样诗情画意地描述过人的内在世界: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知识的海市蜃楼或非理性的世界中;这叶小舟完全听凭疯癫大海的支配,除非它能抛下一只坚实的铁锚——信仰,或者扬起它的精神风帆,让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向港湾。

       他律,是一种来自个人自身以外的力量和游戏规则,是强加于个人之上,人人必须遵守的外在约束和底限,一旦被冲破,将受到惩戒。自律,是一种软约束,比如良心、教育(理念和知识)、道德伦理或者信仰(世俗的或宗教的),而且每个人的自律方式和自律能力也千差万别,对于那些自制力低弱、容易原谅自己或者侥幸心理强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利欲熏心、不知廉耻和乐于铤而走险的人来说,自律显然是软弱无力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自律作为一种调节和节制欲望的方法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相对自律而言,他律是硬约束,比如法律(法治),它不但有国家的强制力或社会的公信力做后盾,而且可以通过理性的立法和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形成一个可预期的制度体系,从而合理有效地实现调节欲望和节制欲望的目标。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悖谬,所以,法律本身必须最为纯洁无垢。

       我崇尚《道德经》!我也尊崇《论法的精神》!

       除了自律和他律,还有一样与欲望息息相关的东西值得一提,这个东西众所周知、人人躲不过去,而且只有人才感知得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死亡”。死亡,是一切欲望的最后终结,正如出生是一切欲望的开启。死,是一个生理过程,每个生命从出生就开始,每分每秒,都走在通向死的过程中;亡,是消亡,是生命肉体的从有到无,是人走向死亡过程的终端。人的生命只要没有消亡,就直在向死的方向活着,在向死的路上存在着(“在场”),并且通过意识(只能通过自我意识)能够去真实感知到自我的存在感(类似于贝克菜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类似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的全部意义在于,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深体会生的意义。”思考和认识死亡,不但可以消除或减弱对死亡的恐惧,还可以让人强烈感受生的欲望,而且可以激发人内在积极的生命活成为人类的最后宿命和真正终结者…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确实正处在尽情享受欲望所创造的人类物质文明之中,我们确实也陷入了被膨胀的欲望绑架的高度危险和殃殃病态之中。也许我们还记忆犹新,犹如一百年后《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是一位非凡的怪才一样,一百年前,一位德国的青年中学历史教师——一斯宾格勒,头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浓浓硝烟,躲在慕尼黑一个漆黑的贫民窟里,在昏暗的烛光下写出了一本轰动世界的奇书《西方的没落》。在书里,斯宾格勒铿锵有力地忠告和预言: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老病死。

       存天理节人欲,倡导或保留理性的和向善的欲望,节制或去除偏执的和向恶的欲望——或许,我们应该这样去诠释“存天理灭人欲”,还朱熹一个公道;或许,这样的诠释方可再次打开人类的脑洞,冷静下来,与时俱新,尽可能放下傲慢偏见、砸碎禁锢枷锁,以古为师、以人为师、以心为师、以自然为师,用坦诚和理性去面对人类共同的困惑、共同的现实、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来。“面向事物本身”(胡塞尔),在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氛围中,借鉴和融合古今中外不同的思想文化,和而不同,变“向外”为“向内”,或者说,平衡“向外”和“向内的方向,以每个人的自身和人类的自身为目标,向每个人的内心和人类的内心求救;通过对人的本质和思想本质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人性和人的欲望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对人性和人的欲望的理性调节和节制,通过不断改良和完善自律和他律,通过加深对死亡与存在的探索和觉悟,通过开放的思想和思想的开放,在思想文化范畴里,在意识世界里,呼唤一种更理性、更和谐、更有幸福感、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人类共同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重构一个新的理性的人类思想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福柯说过,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为了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教导他人去做什么,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分析研究,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心理习惯、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解构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从而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一个公民的责任。

       沉思,就是缄默加思考;沉思,高于纯粹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说,唯有沉思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或许上述我的这一番自言自语,太滑稽荒诞,太浪漫可笑;或许现在就是改变方向,调转船头的时候了。

       永远铭记,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德尔斐神殿里的那块石碑,上面写着:认识你自己!永远不要忘却,苏格拉底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除了知道我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对于未来,我们也许真的不能停止《人类简史》中赫拉利的那个弱弱诘问:人类究竟想要什么?变成什么?

      或许,四百年前的笛卡尔是对的:征服你自己,没必要去征服整个世界。

      “我相信,一切事物的价值必将重新评估。”(尼采)我相信,人类终将能够被思想的理性和理性的思想收养。

       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善良。

       人的本质是思想。思想的本质是理性,思想的对象是人的困惑。人,当之无愧,就是思想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思想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的唯一主体,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当仁不让的思想者。每一个人,其人格的独立和平等,顺理成章就是思想的存在前提,或者说,是思想存在之存在。

       在此,我很乐意引一段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先生在《我与弘一法师》小自传里说过的话。鉴于言之有理,所以拿来分享,本想从先生的文字中“取其精华”,琢磨再三,感觉还是引原文为好,原汁原味的,更生动鲜活,更利于表达其本意: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容富责,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索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坦率地说,我基本认同丰子恺先生的说法。或许换一种角度,见仁见智,还可以这样说:人活着有三种不一样的状态:第一种是世俗活着,世俗思考;第二种是世俗活着,超世俗思考;第三种是超世俗活着,超世俗思考。放眼人世,第种人多,第二种人少,第三种人是“奇葩”。在我看来,三者各有各的格调和品位,不宜论高下,更不可妄论贵贱和好歹,贵在愿意不愿意,贵在选择不选择,贵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人生百态,众生芸芸,说简单也简单,捏吧捏吧,捋一捋,人世间,不过这三种。

       尼采(184—-1900年),除了是一个疯狂热爱生命的德国思想家、哲学家诗人,还是一个作曲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他也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直截了当,不拐弯不抹角:“没有真理,只有诠释。

       歌德(17491832年),众所周知,是一位杰出的德国大文豪,但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他除了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还是一位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他著名的长篇诗剧《浮士德》里,歌德借魔鬼靡菲斯陀之口,说了这样句话,既蕴涵了厚重和矜持的浮士德精神,又彰显了诗的气息和浪漫:“尊贵的朋友,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这棵金树是绿色的。”

      莱辛(1729-1781年),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虽然他不是哲学家,但留下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笛卡尔(1596-1650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和“近代科学之始祖”。他的墓碑上写着:“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对于人和理性,他这样说过:“只有服从理性,咱们才能成为人。”

      或许,我不一定喜欢这四个人,但我一定喜欢这四句话。

“开放的思想”丛书是学弟李华平三十年磨一剑,呕沥心血写成的一部大书。这部书根基于这样一个大构想:从远古到中世纪再到现代、从地中海到日本海、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再到美洲大陆、从印度半岛到西伯利亚……通过分析解读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各种不同思想,通过穿越时空的思想对比和碰撞,围绕着人和思想的本质、人性和欲望、自律和他律、死亡与存在等古老且永恒的问题,解构和重构一幅人类的思想版图,玩味“平行空间”中不同思想文化的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之妙,澄清被人为夸大(或曲解)的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之间、古今思想文化之间、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差异性、排斥性和对抗性,去除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隔阂、鄙视、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发现人类精神世界里的“思想文化纠缠”。

      例如,古代中国老子(公元前571年一前471年)的“道”,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年一前475年)的“逻各斯”( logos)和古印度释迦牟尼(公元前465年一前385年)的“菩萨思想”,这些不同地域的远古思想之间真的就不存在任何值得关注的共性和交集吗?又例如,伴随当代物理学“暗物质”“暗能量”和“量子纠缠”的发现,人的“意识”已不再是一种与“物质”相对立的存在,如果把“意识”放在“量子态”去分析,“意识”其实就是“物质”的一种;既然通过“量子纠缠”,“意识”和“物质”已经可以握手言和,那么,“唯心”和“唯物”为什么就不可以谈情说爱呢?

       预览全书,古今中外几百位思想家昂首挺立、栩栩如生,复活在一篇篇既充满思辨又丰富多彩的访谈之中,历历在目。作者李华平作为一个穿越古今的记者,从头到尾穿梭其中,秉承“去政治化”“去功利化”和“去主义化(去体系化)”的本色,摘下人类鼻梁上沉重的有色眼镜,冲破固化和僵化的语言、概念、逻辑和结构的枷锁,还原思想的本质,回到思想家本身;掰开揉碎,用自己独特的评判视角和话语腔调,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大胆解构和细心重构,与每一位思想家平等对话,促漆谈心,开怀论道。

    “开放的思想”,无论解构或重构,都不意味着否定过去的一切和一切的过去,而是一种与时俱新和不断与时俱新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对与时俱新和不断与时俱新的善意提醒或呐喊;也可以说,是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就像德里达所理解的那样,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更不是要取代哲学史上存在已久的逻各斯和形而上学传统,也取代不了……它只是反中心、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坦率地说,我基本认同丰子恺先生的说法。或许换一种角度,见仁见智,还可以这样说:人活着有三种不一样的状态:第一种是世俗活着,世俗思考;第二种是世俗活着,超世俗思考;第三种是超世俗活着,超世俗思考。放眼人世,第一种人多,第二种人少,第三种人是“奇葩”。在我看来,三者各有各的格调和nter品位,不宜论高下,更不可妄论贵贱和好歹,贵在愿意不愿意,贵在选择不选Urn择,贵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人生百态,众生芸芸,说简单也简单,捏吧捏吧,捋一捋,人世间,不过这三种。         尼采(1844←-1900年),除了是一个疯狂热爱生命的德国思想家、哲学家、诗人,还是一个作曲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他也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直截了当,不拐弯不抹角:“没有真理,只有诠释。”

       歌德(1749-1832年),众所周知,是一位杰出的德国大文豪,但他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他除了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还是一位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他著名的长篇诗剧《浮士徳》里,歌徳借魔鬼靡菲斯陀之口,说了这样一句话,既蕴涵了厚重和矜持的浮士德精神,又彰显了诗的气息和浪漫:“尊贵的朋友,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这棵金树是绿色的。”

       莱辛(1729-1781年),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虽然他不是哲学家,但留下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笛卡尔(1596-1650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和“近代科学之始祖”。他的墓碑上写着:“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对于人和理性,他这样说过:“只有服从理性,咱们才能成为人。”

       或许,我不一定喜欢这四个人,但我一定喜欢这四句话。

“开放的思想”丛书是学弟李华平三十年磨一剑,呕沥心血写成的一部大权威、反二元对抗,是一种反观或反省人类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思想意识。

      二十多年前,我在德国学法律读博士的时候,听过导师海因·科茨教授的课。导师是德国著名的法学大家,在私法和比较法等领域建树颇丰。记得他在课堂上这样说过:比较法,不是别的,就是研究比较分析不同的国家和地域,在处理同样或类似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上,法律理念和技术运用的优劣,互为借鉴,寻求个相对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公平正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深信,“开放的思想”丛书的作者李华平,正是怀揣“忧天下之忧”和为人类“排忧解难”的一片苦心,敲开了古今中外几百位思想家的大门,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谈天说地;数十年如一日,放眼纵横,鸟瞰时空,神游万里,思接千年,活像串珠子一样,日积月累,把散落在人类思想海洋里的一颗颗耀眼的珍珠,用理性之光贯穿成一串串向真向善向美的念珠;边走边思,边思边想,启迪思索,开启民智路自弹自唱,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

       感谢华平对我的信任,邀我给“开放的思想”写序。寥寥数千字,东拉西扯,左支右绌,岂能承受洋洋百万言之重。

       思想,是爱智,是思想者的智慧欢愉(毕达哥拉斯),

       思想,是思想者坚持不懈的批判和怀疑(福柯),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谨此向所有的,逝去的和活着的

       尤其向,为人和人类的苦难、福祉和命运“操心”的思想者,致敬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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